隐生于山水间的传统文化密码

——读洪忠佩散文集《婺源的桥》

王晓莉 

 
 
 
 
　　出书是亲近文字的人的节日。通常文友之间都会有“大作付梓，可喜可贺”之类的贺词。这些贺词在有些情况下是客气话，至于是否“受益匪浅”，大家都懂的。我也要祝贺洪忠佩大作出版，却不是从俗的客气话，这本书有理由令我们对洪忠佩的文字刮目相看。

　　一个地方的文化是不容易进入其内核的。特别是像婺源这种文化传统厚重的地方。那种文化如土层、石层，重重迭迭，一层覆过一层，且每层都丰富得难以穷尽。奇妙的是，在这些“层土”里，总有某些东西，以物质的形态存在着，却在漫漫时间长河中，成为精神的象征物，且最终凝聚为文化的内核。忠佩为我们寻找到的渗透于婺源文化历代土层的内核，就是婺源的桥。它们至今仍是一个个文化的活体，绵延在婺源山水间。

　　人类的生活，衣食住行四字而已。行，实为生活首要。婺源多山多水，行之难，水的隔阻远大于山。于是，横木跨溪便是最早的独木桥。独木难行，木结构的桥梁就应求而生。木桥容易为洪水所毁，牢固的石桥就成为最好的选择。在桥的发展中，婺源古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秩序也随之诞生、形成。

　　木桥被冲毁后，重建的木料如何取？专用于蓄木建桥的山林——桥山便出现了。桥被毁之后要立即重建，材料的预先储备是必须的。储备的材料要有存放的地方，于是，“桥屋”便出现了。修桥是古代乡村的大工程，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桥会”便产生了。修桥是技术与艺术的合一，是专门的工种，“桥户”就应运而生。桥户领导着一些技术工人，这种工人称为“桥仆”。修桥为公益事业，“桥仆”即是“公仆”！

　　请看：由修桥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分工及秩序是多么精密！在这里，忠佩为我们找到了婺源乡村文明最初的基石。

　　修桥补路是中国乡村的传统美德。在婺源这更由一宗善举发展而为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不竭的内在驱动力。在婺源的各个村庄，都有为建桥积蓄木材的一片桥山。桥山是禁伐的，除了建桥之外，任何人不得砍伐树木。《婺源的桥》中写到的那道《加禁帖》，应比官府告示更有权威。在下溪头村，至今还有一处以“桥木林”命名的山谷。这些桥山仅仅是被保护起来的山林吗？远非如此。与那些树木共同生长的，是婺源人的公共意识、家园意识、永续利用的环保意识和发展意识，尤为重要的是“补天济世、利物济人”的仁德风骨。这与山林共同生长的一切，必定与山林一样永葆生机。

　　桥，在婺源成为济世济人的象征物。桥，也成为婺源人实现社会价值的寄托物。于是，个人捐资修桥，个人捐出山林以为桥山就蔚然成风。婺源少田，外出经商的人多，外出为官的人也多。一个少田的地方，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便存在着走向“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可能性。而婺源则成为千年兴盛地，百世康乐乡，这正是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婺源长久的安定，统一了婺源人的价值观。

　　无论是外出为官，还是经商，他们总忘不了回馈故乡，反哺家族。

　　而采取的方式则都是“仁莫大于济众，德莫善于津梁”（《泓源桥会山记》）——建桥、修路。漳村王氏祖上是经商的，生于清顺治年间的王启仁，一生“足迹所经桥梁道路杞坏则修之”。从婺源到常州的路上，“他捐建的路亭就有七十多座”。王氏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也就是说王氏家族兴旺了三百余年。无论从民间的善恶报应、还是从儒释道的因果观上说，这一现象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神秘的遐想。

　　当然，忠佩要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婺源古代商人建桥修路的善举，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婺源的读书人怎样使婺源的桥“由凡成圣”。

　　婺源的古桥中第一座砖拱桥，是李坑读书人李侃所建。李侃于北宋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他衣锦还乡时，见村中原先的木桥被洪水冲毁，便捐资建了一座砖拱桥。人们感念他的恩德，便把此桥叫做“中书桥”。此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李坑后人。李侃之后，李坑走出了十九位进士。

　　李侃当然不是做官后在家乡建桥的第一个婺源读书人。

　　从北宋时代起，婺源各村的桥大多是读书入仕的人建的。桥是平易的功德碑，它不需要人们仰望，缺托起人们的脚步，无形中指引了某种人生的方向，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方向。

　　婺源的读书人（如今叫知识分子）以修桥的方式完成了济世济人和对社会民众的教育与启蒙。当修桥成为读书人功名与功德合一的神圣“仪式”的时候，那仿佛就是他们在殿试之后必须接受的家乡山水对他们的“考试”，不通过这一场考试，你在外边名声再大，在家乡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建桥在婺源就成为一种极高的“礼遇”。在坑头村，“桥成了轿的代名词。坑头有多少官轿，桃溪上就有多少座桥。”坑头村有三十六座半桥——三十六座桥是潘氏五世祖潘汝翼登第后建了第一座，其余的桥是他的后世登第子孙们建的。而那半座桥，则十分有意思。据说村里一富商要出资建一座桥，村里人只同意他先建半座（一边是券洞，一边是直角），待他的子孙有人读书做官了，再修那一半。从现象上看，这是表现了崇官和重农抑商思想，实质上则是为维护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桥由此而成为神圣的文化象征物。

　　至此，婺源的读书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实现家国之梦的方式，他们如同婺源文化中的基因，成为文化中的恒定因素。

　　但是，忠佩还要带我们往婺源山水的深处走，婺源人对桥的感情并没有到“文化的象征物”处而止步。

　　有两个人从《婺源的桥》中“透纸而立”，他们就是清华的胡永班和济祥和尚。济祥和尚俗家也在清华，与胡永班是同宗，在林坑庵出家。这二人在清乾隆帝六十寿辰那年的春节决定在双河上建一座廊桥。二人的分工是：胡永班去学习建桥技术，济祥和尚去募化资金。从此，二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发生彻底改变。胡永班家住双河边，幼家贫，以小生意供养双亲。河上的一座木桥常被水毁，他梦想能有一座石桥跨过双河。冬天里木桥面结霜难行，他每天晨起扫霜雪，坚持了二十六年。

　　济祥和尚削发为僧，他的人生归宿便已确定。他本可青灯古佛，撞钟诵经，走向涅磐。他却无法忘记双河上人们过往的不便，终于走上募化建桥的道路。这两个人其实都走上了修行之路。胡永班不诵经，但行的却是佛法。济祥和尚放弃的是“文字般若”，行的却是“实相般若”。胡永班积劳成疾，死时对济祥和尚说：“吾志毕矣！”这样的死，其实是一种更辉煌的生！而济祥和尚在后来无疾而终时，也许能看到自己留在那座彩虹桥上的脚印，不知觉间已变成了莲花吧。

　　由此，忠佩告诉我们：婺源人对桥的感情已升华为宗教情结。

　　此时，我们好象明白了婺源外出为官或经商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老时要回到故乡——他们对桥的宗教般的情结，其实是源于对家族（血缘）的情结，生时走南闯北，死后灵魂的归宿是家族的祖坟。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宗教”。那么，家族的延续和兴旺就成为人生的重要内容。为此，他们读书明理，崇祖敬贤，为国为家，济世济人。这是婺源古代社会千年安定的主因。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洪忠佩是以婺源的桥作为钥匙，为我们解开了婺源文化的一道道密码。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婺源旅游网 www.wycxc.com)